有一種傳奇叫「梅艷芳」｜MING’S People

每座高速發展中的現代資本都市必然伴隨貧富懸殊和冷漠孤獨的社會，但偏是這樣的殘酷生活窘境，才能孕育出一位讓人永不忘懷的Diva。在巴黎，是Édith Piaf；在上海，是周璇；在東京，是江利智惠美；在香港，是梅艷芳──她們波瀾萬丈的戲劇人生，雖然總是提早的黯然落幕，但當中的名利、光芒、才情、艷麗妝容、錦衣華服、比生命更大的形象，卻超越了生命本身的長短，恆久地掀動着城裏人的心。

1963年生於香港，草根出身，4歲半踏台板，在荔園賣唱，至19歲遇到無綫首次舉辦新秀大賽，憑圓熟台風和高超歌唱技巧奪冠，接着得到劉培基打造出妖艷、頹唐、性感、硬朗、高雅……的百變形象，金曲一首接一首，令後來的女歌手每次出碟都要有「形象」設計。連續五年奪得TVB勁歌最愛歡迎女歌星獎外，更演唱會連開廿八、卅場是等閒。在銀幕上是女俠、女鬼、黑道大姐、交際花，成為金像、金馬、亞太影展影后。政治上，她在六四後的黃雀行動中，拯救民運人士。然後在出道10周年高峰引退（那時才29歲），只想當一個賢妻良母。可惜事與願違，40歲她就因為患上子宮頸癌仍然堅持舉行個唱，在香港風雨飄搖的2003年逝世。

這是香港人熟悉的故事，且聽聽另一個版本。

何韻詩回憶她的梅艷芳經驗，起點是1985年的《盡顯光華演唱會》，與梅的全盛期同步開展，大家最記得的都是她威風八面的神話。

而我第一次對梅艷芳感興趣是她獲得1998年的金針獎，當晚用了大約廿分鐘唱出整個中文流行曲史，從《情人的眼淚》到《啼笑因緣》至《夕陽之歌》，10歲的我在電視機前感到驚為天人，用卡式錄音帶錄下聽了又聽。當時的她，是最年輕的金針獎得主，才36歲便頻獲頒這些「老人牌」式致敬大獎，即使她台下穿的是多潮新裝，公眾形象總有點過時，尤其當時得令的王菲一派冷酷，對比一向熱情的梅更顯不合時宜。

那些年《似水流年》的男裝瑪蓮德烈治、《妖女》的阿拉伯東方不敗、《烈燄紅唇》菠羅釘胸衣、《淑女》的短裙婚紗變奏（Britney Spears是後來的事）、《夏日戀人》的生果頭女郎（可能啟發自Carmen Miranda）輪流登場。當早年女歌手都努力為自己打造招牌形象時，梅的招牌就是「百變」──上一個persona剛成功，更深入民心的另一個persona已趕到。因為她有高瘦身材修長美腿，樣子不特別美但卻十分上妝，就像一塊尤其好的畫布，放什麼上去都像施了魔法，著乜都冇事，入型入格，愈難駕馭的costume就愈適合她（另一個有如此能耐的是Tilda Swinton）。

大家耳熟能詳的「百變梅艷芳」固然是好，但九十年代中後期她的確沒有像張國榮般幸運與時並進，得到了新一代垂青。

直到千禧前後，梅艷芳開始獲得Dior贊助，在台上台下穿著John Galliano為法國國粹名字翻新的劃時代作品，本身就是美艷親王的梅，穿上糅合了街頭文化、世界民族風、法式高級剪裁的迪奧女裝，根本天造地設，也讓她重新有了青春潮流感。

而在音樂上，逝世前數年的《Larger than life》和《I’m so happy》都是被低估的集大成之作。後者原本名為《Mui Mui 2000 S/S》，用上Miu Miu圓字體來扮時裝廣告開玩笑，但彼時品牌並無幽默感並發信要求改名；而封套一改她平日的華麗浮誇，客串形象指導的Y讓梅姐穿裸女圖案背心食雪糕，清新得無以復加。

大抵因為當時梅愛芳病重，而梅自己健康也開始出現問題，加上情緒、狗仔隊騷擾等，全碟瀰漫着的其實是一種極重的負能量。《我很快樂》說的明顯是反話；《笑》寫藝人對人歡笑背人愁︰笑／不要讓勢色不妙／沒有笑話不緊要／用我這一生供給你取笑。至於《斷章》裏夾雜法文和卞之琳的詩意，就是比My Little Airport早很多的文藝小清新。

而前者《比生命更大》歌詞裏那些自我指涉的符號，Y也填得比任何人都高明、精采絕倫︰「戀愛這點心債由細我唱到大」試問沒有那些年的情場資歷，誰配唱這樣可堪玩味的詞？而那段Y寫的文宣甚至寫得比歌詞本身更精采：「Larger than life！她比生命更大！不是輕於鴻毛的鴻毛，是妖女叉腰側望Bad Boy時，隨颱風飛動舞龍一樣火辣辣紅毛毛。不是重於泰山的泰山，是jungle jungle慾望野獸街上，披着黑夜豹妹皮的女泰山。不是pop queen 的queen，是size queen的queen。」

只是三十多歲，卻不斷被頒發「老人牌」，鋒頭也漸被新世代搶去。但其實這時期梅的音樂已經完全蛻變，從題材到風格對當時樂壇都非常少見，是難得的實驗。可惜因為傳媒只關心八卦，日益淺薄只懂追求消費潮流的香港觀眾漸漸也不懂她的好，甚至遠離梅艷芳。千禧前後那兩張唱片銷量平平，亦沒有太大迥響。她臻於至高境界的事業後期，難免帶一層萎縮和蒼涼的色彩。

接下來，就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最後歲月，從公開患病到完成演唱會及美容廣告，她穿起劉培基為她造的婚紗，戴上Buccellati的「嫁妝」一步一步走上舞台上的樓梯，把即將消逝的音容凝結在淒美鏡頭中，但也猶如一場全港目擊的絢爛「葬禮」，極哀愁極悲壯。她對生命和舞台的豁出去，令全世界無法忘記她死亡前的身影。既然已經踏上了不歸路，就要把生命燃燒到最後一刻，把傳奇進行到底。

如此人生，其實是一個女性在女權主義和父權社會的人世間掙扎求存的隱喻。

梅艷芳在八十年代遇上了後現代女性主義的高潮︰女人可以自豪地展示性感，收服裙下之臣，又可以扮演或溫婉或剛強或嬌艷的各種形象──一切都有自主自由。在台上梅的一切可以媲美Madonna，而私下的她只想做山口百惠式的傳統女人，實踐三從四德。

早於形成癌症前兩三年，梅就發現了子宮有水瘤，因為渴望結婚生子（還有她看着姐姐如何受同一個病折磨），並未有馬上在治療上速戰速決。若果她把中國社會對女性的美好想像意識形態看得輕一點，不執着要生兒育女才算成為一個完整女性，或者她可以繼續以最燦爛的姿態活在艷舞台，而非「在最平凡的地方跌倒」（張敏儀語）。

不幸中的大幸是，她的「百變」讓香港女性知道，女性可能大膽地挑逗男性，爭取戀愛的主動權，即使那只是她掛在門面的形象未必是真的，但其中對港女的啟發都是真的。

平日很喜歡發這樣的白日夢︰如果梅姐還在生，這首歌會否由她唱？她會怎麼唱？她會怎麼演？她會怎樣做？如果梅有多一點時間，能遇上更好的導演，或演王家衛的戲，她的電影成就會無可限量；而她後來可把Phoebe Philo、Alessandro Michele、Hedi Slimane的作品演繹得很好；可是，誰也不能擔保她今天不會站到明日填海基金那邊。

幸或不幸，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