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裝周的攝影歲月
翻看首本《明周》時裝周特刊，除了 Janice Wong 的名字，還有張炳玲和冼偉強（阿冼）；前者已離開傳媒界，後者現任《明報》助理總編輯。每次到時裝周，總替攝影師辛苦，除了沉重的攝影器材，為了在場內爭取較好的位置，就要早一小時到場外排隊，風雨不改；二十年前的景況，理應比現在更艱難，跟阿冼做訪問，心存一份敬意。
非一般旅程
作為首本香港大眾媒體率先到米蘭、巴黎時裝周作報道，問及當時心情，才發現是沉重過於期待，「當時與張炳玲同為新聞和專題攝記，米蘭時裝周後我們正處南斯拉夫，報道內戰時期的難民生活。由於內戰期間沒有民航機，我們透過無國界醫生幫助，從克羅地亞往薩拉熱窩機場，要求坐軍機到比利時，再轉機到米蘭。當時心情很大起跌，一邊廂是戰爭悲劇，那邊廂卻是聲色犬馬；不過新聞攝記的工作就是如此，我也學懂如何克服情緒波動，投入工作；1995 年與 Janice Wong 往時裝周後，一做便是五年。」
每次到時裝周，攝影師總要預早一小時到門外排隊，進場後立即「霸位」，可是，最後也會被擠到最側位置，數十人擠在小型看台，身體碰撞少不了，「有時迫到連鏡頭也沒有空位放！當年時裝周看見的亞洲面孔，除了日本媒體和台灣的《芙蓉坊》，香港的就只有《明周》。米蘭當地攝影師較本土主義，冷待外地人；巴黎則較國際性，較易打交道。」說到狼狽場面，他笑說：「品牌愈大愈難有飛，當時米蘭四大品牌就是 Giorgio Armani、Gucci、Prada 和 Versace；而我跟 Dolce & Gabbana 公關較熟，因為沒有攝影證，每次都是偷偷的混進去，最後又被保安把我趕出來。『掹衫尾』、『傳飛仔』招數已見慣見熟，也是『理所當然』，心態就是排除萬難都要混進去。由於日本人比香港媒體更早踏足時裝周，人面較廣，我有時會扮助手混進去，有時更會扮靚喬裝嘉賓，帶最輕便的相機，偷運鏡頭進場。」他笑說。
「掹衫尾」、「傳飛仔」招數已見慣見熟，也是『理所當然』，心態就是排除萬難都要混進去。
媒體形態大不同
昔日講求 T 台報道，二十年後已是人面全非，網絡資訊發達，不少品牌又採用網上同步直播，改變攝影和報道的形態，「雖然如此，我也堅持員工到現場參與，那種氛圍和周邊互動是照片或短片內所看不到的。」他說。不少媒體都設有社交平台專頁，可是，應如何經營呢？方法大家還在瞎子摸象，「不論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大家也在尋求出路，可是我們不能只爭朝夕。自 2007 年首部 iPhone 面世，我們已進入新時代，比如說地鐵內 100 個人中 98 個都是看手機，其餘 2 個是看書，免費報紙的印刷量跌得轟烈，bloggers 的湧現，也是科技發達的產物吧！你說他們新，走得前？其實他們已是『舊媒體』，他們都重複用同樣 pattern 做同樣的事；媒體講求『多、快、好』，但不可能三樣兼得，就看你看重哪方面，我相信只要夠專業，言之有物，自然能吸引支持者。」
媒體講求「多、快、好」，但不可能三樣兼得，就看你看重哪方面，我相信只要夠專業，言之有物，自然能吸引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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